适逢校报出刊200期，宣传部组织“康巴情、校报路”征文活动，要求畅谈与校报的“情缘”，不敢妄说“情缘”，但这两个字却勾起了我的回忆，让我想起了我与校报的几件小事。
　　我读小学时，作文常被语文老师当作范文，初中亦不例外。上了高中，作文有所退步，因为高中要求写议论文，强调的是观点和论据，山区的孩子，叫写一下山水、描述一下自己内心的感受尚可，但所闻所见有限，头脑里哪有那么多观点和论据呢？上了大学，我听闻校报招记者，基于对文字的热爱，就报了名。报名的人数很多，我们记得我们被安排在现在A区行政楼的三楼会议室“考试”，想起来，当时的“考试”虽然方式简单却小有挑战呢！老师给我们每人发一页白纸，要求写一则简讯。对于简讯，我只听说过，却从未写过，当时我一头雾水，颇为纠结。我想“简”即“简略、简要”，“讯”即“消息”，简讯的意思可能就是：把一个事情简要的叙述出来，让看到的人对该事情有大致了解。看到周围同学都在动笔，我一咬牙也开始写了，边写还边犯嘀咕：究竟该怎么写啊，究竟写什么啊？10多分钟后，我忐忑不安的交了人生中的第一则简讯。
　　第二天中午放学，A区宣传栏就贴出了入围的同学名单，我紧张的挤进去看，发现自己居然“榜上有名”。我们在行政楼三楼对面的校报编辑部开了第一次工作会，只记得组织会议的是何泓老师，他说了啥现在已记不清了，因为我当时正沉浸在成为“记者”的激动心情中。
　　这个“记者”不好当。我们这帮子“记者”做的最多是两件事：一件是把新出的校报送到寝室和老师家中，二是把每期新出的校报装入信封邮寄到每个同学家中。送校报的时候，心情极为复杂，敲开寝室的门，有笑脸相迎、热情道谢的，也有紧绷着脸，接过报纸随意扔在一边的。当时学校总人数大概是2000左右吧，我们每期需要寄出的寄出的报纸也接近2000份。每次把校报装入信封的时候，总会忍不住想：这些校报是否能寄到每位家长的手中？直到大学的第二年，回家过春节吃年夜饭时，家人谈起我读书的学校，舅舅突然说：“你们学校还给我邮寄过两期报纸呢”……我才知道，我们这些“记者”寄出的报纸的确到了家长手中。心中突然有了一种成就感，校报好像是起到了某种“沟通”的作用，在学校和家长间架起了一座桥。当时也极其后悔，因为我还没有在校报上发表过文章，如果亲戚们能看在校报上看到我的名字，该是一件多么让人自豪的事情！
　　当时的校报有四个版面，我记得有两版主要刊发学校发生的新闻；有一版好像叫做“文艺副刊”，用来刊登“心情文章”，主要是散文，有少量的记叙文和诗歌；另有一版刊出一些哲学和政治理论方面的文章。我们记者中有位叫朱军的师兄，写作能力很是了得，几乎每期都有他的作品，有新闻和简讯，也有一些散文和诗歌。他写过一首诗叫做《父亲》的诗，诗中把父亲比做耕地的 “铧”，把自己比做开春地里长出的 “新芽”，这首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我记得他伏在第一教学楼底楼的一个小房间内写诗，还记得他给我朗诵这首诗时眼中泛出的泪花。我听他充满深情的朗读时，心情很复杂，有感动、伤感，也有些羡慕，我的父亲也是绝对值得我歌颂的，而我却表达不出来。后来我也写过一篇文章，因为当时的编辑何泓老师“教训”我们这批记者，说我们“打不出来粮食”，写不出东西。不服气的我开始“憋”，到底还是“憋”出一篇文章，属于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那一类，不提也罢。
　　我的记者生涯，随着我离开学校而暂告一个段落，后来重新回到学校工作，遇有学生记者到我家来发报纸的时候，我总会微笑着对他们说一声“谢谢”；遇到有记者提出采访要求的时候，我总是毫不犹豫的答应，且尽力的配合他们的工作。我现在所带的学生，也有在校报发表文章的，看到他们的作品能在校报上发表，我很是高兴，学生们都有自己的思想，他们能够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，不至于闷闷不乐、愤愤不平，而写稿既丰富思想又锻炼了文笔，想起来是很好的。
　　校报的发展，不是几个编辑老师的事情，也不是几个学生记者的事情，他需要我们共同来关注。我们都提起笔，记录自己的生活，写出自己的感想，说出自己的困惑，校报就有了美好的明天。（英语系）